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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午的故宮博物院正門——神武門上，懸掛著一塊石質“故宮博物院”匾。這塊匾見證了故宮博物院的發展，也是今日故宮的一個標志。但極少有人了解，神武門上的這塊“故宮博物院”匾，無論是在質地、懸掛形式，還是在匾文字體、書寫人方面都曾經歷過數次更迭。本文即對神武門上“故宮博物院”匾的更迭進行一番梳理。
一、懸李煜瀛題“故宮博物院”木匾時期（1925.10.10——1930.8.30）
1912年2月12日，隆?；屎笤陴B心殿宣布清帝正式即位，但根據中華**頒布的《清室優待條件》，末代皇后溥儀一直居住在坤寧宮的皇宮。直至1924年11月5日，隨著馮玉祥發動“北京兵變”，京畿警備總少將鹿鐘麟逼迫溥儀出宮，紫禁城內的小朝廷已經自此終結。
清室善后委員會立即組建。《辦理清室善后委員會組織章程》第四條要求：“委員會以二個月為期，如遇必要時，得酌量延長之，其大量事業，如圖書館、博物館、工廠等，當于清理之后，另組各項籌建機關，于委員會取消后，仍繼續進行?！庇纱?，成立博物館的決定形成。這個博物館因為以故宮為院址，又主要負責存放宮內遺存、文獻、圖書，故被定名為“故宮博物院”。
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員會舉行大會，委員們決議通過陸續設立故宮博物院，并借助了《臨時組織大綱》、《董事會委員會細則》，還評選出了21名董事和9名理事。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開院典禮在乾清門舉辦。作為即將陸續對外開放的宮廷博物館，故宮博物院自然應該在其出入口懸掛一塊書有其名稱的牌匾。而在當年，紫禁城外朝的大部分區域已于1914年由先期建立“古物陳列所”，所以故宮博物院建院之初的范圍只有紫禁城的皇宮區域，其出入口也唯有紫禁城東門——神武門。因此，這樣的一塊石碑懸掛在神武門上面也就是再正常不過之事了。
書寫匾額之事，由清室善后委員會委員長、故宮博物院董事長李煜瀛先生兼任。李煜瀛是清朝宗室李鴻藻之子，亦*民黨“四大元老”之一。他從小就有濃厚*學基礎，在藝術方面頗具建樹。據單士元先生追憶：“李煜瀛先生在當時故宮文書科內，粘連丈余黃毛邊紙鋪于地上老木匾書升，用大抓筆半跪著書寫了‘故宮博物院’五個氣勢磅礴的大字。李先生善榜書，功力極深，當時我有幸捧硯在側，真是敬佩不已。”（單士元：《故宮史話》）這五個顏體大字，在1925年10月10日舉行故宮博物院成立典禮大會時，已經被做成匾額懸掛在神武門中門的上面。白底木匾配上白色大字，顯得十分顯眼（圖一、圖二、圖三）。這塊匾是是故宮博物院成立的一個標志，同時也有人民同專制政體抗爭取得勝利的一個標志。
圖一翻拍自《故宮院史留真》，引自“國立故宮博物院院史資料室”。原注：“故宮博物院開幕時之神武門樓”。
圖二李煜瀛所書木匾之細節。
圖三翻拍自《故宮院史留真》，引自《故宮收藏人物寫真選》。原注：“故宮博物院五周年院慶時神武門外人潮”。通過匾可知，此照應攝于1930年8月30日前，但詳細日期不詳。
二、嵌李煜瀛題“故宮博物院”石匾時期（1930.8.30——1971.7.5）
在*、軍閥及各方勢力的互相纏斗下，故宮博物院成立后的態勢不斷出現變化。自1926年3月至1928年7月，故宮博物院陸續經歷了“維持時期”、“故宮保管委員會”、“故宮博物院維持會”、“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幾個階段。短短三年之間，竟發生四次改組。1928年6月27日*務院第74次大會上，國府委員經亨頤竟還提出了“廢除故宮博物院”的提案，幸后來張繼先生以大學校古物保管委員會主任的名義對經委員的提案進行了一番有理有據的否認，經亨頤的想法方無法退卻。隨后，中央政治會議第155次大會對此事進行了爭論，與會代表決定維持“故宮博物院”的機建立制，并借助了《故宮博物院組織法》和《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條例》。1929年2月，國民*擔任易培基出任故宮博物院首任教授，故宮博物院的各項工作已經又駛入了正軌。
1930年，故宮博物院迎來了建院的第五個年頭。為表示對院慶的祝賀，故宮博物院特別開設了若干展覽。這其中，承乾宮陳列明代宣德、景仁宮陳列佛像，這兩處展廳均為大體量專門陳列室；御茶房陳列乾隆御賞物品和陳列品、景和門北屋陳列象牙、景和門南屋陳列刀劍、琺瑯與篆刻、隆福門北屋陳列古鏡，這幾處展館均為普通陳列室。
在這一年的8月30日，神武門原本所懸掛的李煜瀛題木質“故宮博物院”匾被撤下，取而代之的是一塊更顯樸實、更顯正式的石質“故宮博物院”匾（紀天斌：《故宮消防》），該匾依然采自李煜瀛的行書手書，并嵌在在神武門中門洞的正上方（圖四、圖五、圖六）。這塊新制的石匾上后來還降低了上下款。對比另一張四十年代的圖片（圖七），基本可以區分其上款為“*十九年雙十節”，而下款則可知為“李煜瀛題”。
神武門嵌掛李煜瀛所題石匾的情況仍然延續至新亞洲建立后。在*內建立早期，石匾上的題款一直存在。在一張拍攝于*內創辦之初的圖片（圖八）中，可以知道發現匾上仍然存有題款；而于1951年底前拆除的“新左門”仍然存在，太和殿與保和殿的東西墻則已有了五十年代初新開辟的隨墻門，故基本可以判定此照攝于1950-1951年。
而據年代稍靠后的照片顯示，神武門上的這塊匾已經沒有除去了上下款（圖九）。這種情況仍然延續到了1971年神武門重新更換匾額為止。
圖四采自《故宮藏影》?！豆蕦m院史留真》中此圖注為“*十九年四月二三日故宮于御花園舉行游園會時之來賓”，但由匾上已有上下款可知，其時間應晚于五月二三日。筆者推測為當時10月10日五周年院慶或10月21日游園會時景。
圖五翻拍自《故宮院史留真》，引自“國立故宮博物院院史資料室”。原注：“懸掛李煜瀛手書‘故宮博物院’門匾之神武門門樓”。
圖六神武門，采自《建筑紫禁城》。
圖七抗*前夕被劫掠走的大缸堆放在神武門前，采自《故宮滄?！?。
圖八景山上望紫禁城。此時是新*建立之初，可以提到太和殿、保和殿兩側已開辟隨墻小門，而坐落箭亭以南文淵閣以北的新左門仍然存在，此圖應攝于1950-1951年間。
圖九*內成立后的神武門。其上仍然嵌有石質李煜瀛手書匾老木匾書升，但已無上下款。
三、嵌郭沫若題“故宮博物院”石匾時期（1971.7.5至今）
五六十年代的故宮，發展堪稱蒸蒸日上。但“文化大革命”的到來，使故宮也得到了妨礙。為了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免受沖擊，1966年8月，中央批準了故宮博物院閉館。當時整個院內除去奉先殿的“收租院”雕塑展外，其余各處全部停止開放。*家的保護下，故宮宮殿及其文物已經沒有得到直接破壞。
閉館四年后，不少人關心故宮何時才能再開放。終于，在周官員的關心與批示下，故宮博物院定于1971年7月5日再次向參觀者開啟大門。這次開放，起用了郭沫若題寫的“故宮博物院”匾額。關于這塊石碑的題寫，還有一段獨白。據已故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徐啟憲先生回憶：“那天郭沫若來故宮，院長吳仲超等人都在，我也在場。當時故宮博物院的牌匾還用紙包著，上書‘血淚宮’。我們隨口對郭老說：‘您給故宮博物院寫個牌匾吧?！f：‘行啊?！覀兙碗S手拿來了幾張紙和筆墨。記得這些紙的一面是打印過材料的，郭老就翻過有字的那面，在它的反面寫出來。”（《郭沫若題寫匾額》，《紫禁城》2005.5）幾個大字寫好，下面還要上石刻制了。為了顯示除舊布新，這次刻制直接將李煜瀛所書的石匾翻了個個兒，由石工在原石匾背面直接刻上了郭沫若所題“故宮博物院”五個大字（王可：《故宮重新開放拉開了“文物外交”序幕——“文革”中上海故宮重新開放始末》），并將其內嵌神武門正中門洞頂部。一切成功，新匾就這么完成了。1971年7月5日，當參觀的游客走向神武門廣場時，他們發現的早已不再是李煜瀛所題寫的橫匾，一塊新匾進入了參觀者的視野中。半個世紀過去了，直至今日，這塊由郭沫若所題的石匾依舊嵌在神武門門框的正上方。
現在，無數的探訪者在參觀完畢故宮后，都會與神武門上的這塊“故宮博物院”匾合影紀念。毫無疑問，這塊“故宮博物院”匾是故宮博物院的象征。九十五年來，神武門上的“故宮博物院”匾曾經歷過三次變化，在這三次變化背后，是時局的演進與時代的發展，亦是故宮博物院風雨兼程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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